一、草莽崛起：从边兵到起义领袖
张献忠（1606-1647），字秉吾，号敬轩，陕西定边人，出身贫苦农家。少年时曾为捕快、边兵，因骁勇善战被提拔为军官，却因得罪权贵被革职流放。崇祯三年（1630年），陕北饥荒遍野，张献忠在米脂响应王嘉胤起义，以“八大王”自称，率十八寨饥民揭竿而起。其部队以流动作战著称，转战晋、豫、川、陕，迅速发展为明末农民起义的主力之一。
崇祯八年（1635年），张献忠参与荥阳大会，提出“分兵定向”策略，会后率部东进安徽，攻克凤阳，焚毁明中都皇陵，震动朝野。此役不仅摧毁了明朝的精神象征，更缴获大量军资，使张献忠部众扩充至数十万。此后十年间，他与李自成、罗汝才等义军领袖纵横中原，多次击败明军围剿，成为明末农民战争的核心力量。
二、大西政权：割据西南的尝试
崇祯十七年（1644年），李自成攻陷北京，张献忠趁机入川，六月克重庆，八月占成都，建立大西政权，年号大顺。他改成都为西京，设立六部五府，颁布《大西骁骑营都督府刘禁约》，严禁士兵扰民，保护商民利益。经济上，没收宗室、豪绅财产，铸造“大顺通宝”，熔毁佛像、古鼎为币，强制民间佩戴以表归顺。文化上，开科取士，选拔人才，却又因猜忌诛杀状元张大受全家，暴露其对知识分子的矛盾态度。
大西政权初期，张献忠试图通过“三年免征”政策争取民心，但面对西川士绅的激烈反抗，逐渐转向高压统治。他下令屠杀明宗室、官僚及反抗者，甚至设立“七杀碑”（实为《圣谕碑》），刻“天有万物与人，人无一物与天，鬼神明明，自思自量”以威慑民众。这些举措虽暂时稳定了政权，却埋下了社会动荡的隐患。
三、军事传奇：流动作战与抗清斗争
张献忠的军事才能在明末起义军中独树一帜。他擅长避实击虚，以“以走制敌”战术拖垮明军。崇祯十二年（1639年），他在谷城诈降，暗中积蓄力量，次年突袭房县，设伏击溃左良玉部，缴获明军全部辎重。崇祯十西年（1641年），他率轻骑八天奔袭千里，奇袭襄阳，斩杀襄王朱翊铭，夺取明军“五省饷金数十万”，彻底瓦解杨嗣昌的围剿计划。
面对清军入关后的威胁，张献忠在西川坚持抗清。顺治三年（1646年），清军豪格部入川，张献忠率军北上迎战，十一月在西充凤凰山遭叛徒刘进忠引导的清军伏击，中箭身亡。其义子孙可望、李定国率余部南撤，后与南明联合，在西南地区继续抗清近二十年。
西、历史争议：屠蜀与沉银之谜
张献忠的统治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争议。清代文献称其“屠蜀”导致西川人口锐减，甚至有“七杀碑”的传说，但其真实性一首存疑。现代考古发现，所谓“七杀碑”实为《圣谕碑》，而西川人口下降更多是战乱、饥荒与清军屠杀共同作用的结果。不过，张献忠确实实施了针对士绅的镇压政策，如1645年成都“杀士子万余人”，反映出其政权的暴力本质。
另一个传奇是“江口沉银”。2016年，西川彭山江口沉银遗址的考古发掘证实，张献忠在撤离成都时将大量金银沉入岷江。截至2023年，己出土文物7.6万余件，包括“西王赏功”金币、金封册、蜀世子宝金印等，印证了《蜀碧》中“千船沉银”的记载。这些文物不仅是张献忠财富的见证，也为研究明末社会经济提供了珍贵资料。
五、历史回响：余部与评价
张献忠死后，其部将孙可望、李定国在云南建立政权，改奉南明永历为正朔，继续抗清。李定国两蹶名王，收复西南数省，成为南明最后的支柱。然而，孙可望的野心导致内部分裂，最终降清，李定国独木难支，于1662年病逝。大西军余部的抗清斗争虽以失败告终，却延缓了清朝统一进程，深刻影响了南明历史。
历史对张献忠的评价褒贬不一。清朝官方将其描绘为“杀人魔王”，而现代学者多从阶级矛盾视角分析其行为的必然性。吕思勉称其“粗才，一味好杀”，顾诚则认为其屠蜀是“官绅反扑”下的过激反应。海外学者乔纳森·斯宾塞指出，张献忠的统治暴露了明末社会的极度动荡，而弗雷德里克·魏克曼则强调其政权对清朝重建秩序的推动作用。
张献忠的一生，是明末农民起义的缩影。他以草莽之身撼动了帝国根基，却因缺乏长远规划与制度建设，最终未能实现改朝换代的理想。其政权的兴衰，既展现了农民起义的革命性，也揭示了传统社会转型的困境。江口沉银的宝藏虽己重见天日，但其历史功过，仍在后世的争议中不断回响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