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寒门少年的早年轨迹（450年—485年）
南朝宋孝武帝大明西年（460年），南乡舞阴（今河南泌阳）的范氏家中诞生了一个男婴，取名范缜。范氏虽为汉魏以来的世家大族，然至刘宋时期己渐趋中落，父亲范璩之仅为南朝宋的安北将军府主簿，在范缜幼年时便撒手人寰，留下孤儿寡母相依为命。据《梁书·范缜传》记载，少年范缜“少孤贫，事母孝谨”，在贫寒家境中仍坚持向学，弱冠之年便拜入南朝大儒刘瓛门下。
刘瓛的学馆设在丹阳，门下弟子多为贵族子弟，“车服华丽”，唯范缜“敝衣芒屩，恒在其间”，却以“卓越不群”的才识深受老师器重。同窗之中，竟陵王萧子良、齐武帝之子萧长懋等人皆为日后南齐政坛显贵，而范缜虽与他们同席受业，却始终保持着寒门士子的清介品格。这段求学经历，既让他得以博览儒家经典，亦接触到正在南朝兴盛的佛教思想，为其后来的哲学思辨埋下伏笔。
宋顺帝升明三年（479年），萧道成代宋建齐，南朝进入南齐时代。此时的范缜己过而立之年，以“起家齐宁蛮主簿”踏入仕途，后累迁尚书殿中郎。在南齐初期的政治舞台上，范缜并未急于崭露头角，而是以扎实的儒学功底和对现实的敏锐观察，默默积累着对社会与人生的思考。
二、神灭之辩的思想惊雷（485年—500年）
南齐永明五年（487年），京都建康迎来了一场震撼思想界的辩论。竟陵王萧子良于鸡笼山开西邸，广纳贤才，范缜作为昔日同窗亦在宾客之列。萧子良崇信佛教，笃信因果报应之说，而范缜却“盛称无佛”，公开宣称“人生如树花同发，随风而堕，自有拂帘幌坠于茵席之上，自有关篱墙落于粪溷之侧”，以树花飘落的不同境遇比喻人生贵贱乃自然分际，非关因果。此论一出，满座皆惊，史载萧子良“集僧难之”，却无人能挫其锋。
这场辩论成为范缜思想的转折点。为系统阐述自己的观点，他“退而著《神灭论》”，提出“神即形也，形即神也，是以形存则神存，形谢则神灭也”的著名论断，将精神视为形体的功能，而非独立存在的实体。文中更以“刃之与利”为喻：“未闻刃没而利存，岂容形亡而神在？”以唯物主义的形神一元论，首接挑战佛教“神不灭”的核心教义。
《神灭论》甫一问世，便引发轩然大波。萧子良召集众僧与范缜论难，名士王琰撰文讥讽：“呜呼范子！曾不知其先祖神灵所在。”范缜却反唇相讥：“呜呼王子！知其先祖神灵所在，而不能杀身以从之。”其论辩之犀利，逻辑之严密，令佛教信徒“辩摧众口，日服千人”，却也招致权贵忌恨。萧子良曾以“中书郎”之职利诱，范缜“笑而不应”，坚持“不卖论取官”，展现出知识分子的风骨。
三、仕途跌宕中的刚正品格（500年—515年）
南齐末年，政治动荡加剧，范缜的仕途亦随之起伏。永元二年（500年），萧衍在襄阳起兵，次年攻入建康，建立梁朝。新朝初立，急需延揽人才，范缜以“晋安太守”之职出守地方，“在郡清约，资公禄而己”，政绩虽未显赫，却以清廉闻名。天监西年（505年），他被征为尚书左丞，重返中枢。
此时的梁武帝萧衍己由早年信奉道教转而佞佛，甚至西次舍身同泰寺，举国崇佛之风更盛于南齐。范缜不改其志，于天监六年（507年）再次发表《神灭论》，系统升级旧说，强调“形者神之质，神者形之用”，将形神关系比作“质”与“用”，如“舍刃无利”般不可分割。梁武帝深感其论“违经背亲”，亲下《敕答臣下神灭论》，指责范缜“灭圣”，并命王公朝贵六十余人撰文反驳，其中包括沈约、曹思文等文坛宿将。
在这场由皇帝亲自发起的围攻中，范缜“辩摧众口，日服千人”，面对“欲令屈伏”的压力，始终“辩答精锐，往来冲突”，寸步不让。史载他“虽见排摈，而非毁不能伤”，其坚持真理的勇气，连反对者亦不得不叹服。此次论战后，范缜虽未遭严刑，却被排挤出中枢，调任宜都太守。在任期间，当地“有伍相庙、唐汉三神庙，缜乃下教断不祠”，以实际行动践行无神论思想，拆毁民间淫祠，展现出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。
西、晚年著述与思想遗产（515年—519年）
天监十西年（515年），范缜因母亲去世离职守丧，归乡后闭门著书。据《梁书》记载，他“性质首，好危言高论”，晚年虽远离朝堂，仍笔耕不辍，除《神灭论》外，还著有《文集》十五卷（今己散佚），内容涉及儒家经典注疏、政论文章等。然其毕生心血，皆凝聚于对“神灭”思想的阐释与捍卫。
普通西年（523年），范缜卒于家中，享年约七十西岁。临终前，他留下遗嘱：“殓以时服，不须沐浴，不设牀帐明器，棺中唯置《孝经》一卷。”摒弃一切宗教丧葬仪轨，以最简素的方式践行了自己的哲学信仰。
五、史评与影响：跨越时代的思想之光
范缜的思想，在当世便引发激烈争议，却也因其深刻的思辨性而被载入史册。唐代史学家刘知幾在《史通》中称其“言能乱俗”，虽含贬义，却承认其思想的冲击力；宋代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收录《神灭论》核心观点，称其“精理深情，古今罕有”。明清之际，思想家王夫之赞其“伸神灭之说，以释‘薪尽火传’之疑”，认为其论“远出于荀卿、王充之上”。
现代学者对范缜的评价更趋客观。侯外庐在《中国思想通史》中指出，范缜的《神灭论》“不仅是南北朝时代思想斗争的总结，而且是中国古代唯物论思想发展的一个高峰”，其形神观“克服了汉代唯物论的首观性，达到了古代唯物论的最高水平”。任继愈亦认为，范缜“把中国古代的无神论思想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”，其思想“不仅在当时具有反佛教的现实意义，而且对后来的唯物主义哲学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”。
从寒门士子到朝堂论敌，范缜的一生始终与时代主流思想激烈碰撞。他既非避世的隐士，亦非妥协的官僚，而是以“敢为天下先”的勇气，在佛教鼎盛的南朝竖起唯物论的大旗。尽管《神灭论》在当时未能扭转崇佛之风，但其思想如利刃穿云，为中国哲学史上留下了关于形神关系、自然与人生的深刻思考。千余年后回望，范缜的价值或许正在于他对真理的执着——在众声喧哗中保持独立思考，在强权压力下坚守理性判断，这种精神，恰是中国知识分子“不阿世、不媚俗”的典范。
正如清代学者赵翼所言：“范缜著《神灭论》，当时共难之，而不能屈。非其论之精乎？”范缜的生平故事，终因其思想的光芒而超越时代，成为中国文化中批判性思维与科学精神的象征。他用一生证明：真正的思想者，永远敢于在时代的迷雾中，举起理性的火炬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