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她父母出事的第三年秋天，我和慧芝举办了简单的婚礼。
慧芝家没有任何亲戚来前祝贺。虽然慧芝父母以死自证之后，关于他莫须有的调查也不了了之，但他们家的亲戚，还是像躲瘟疫一样避之不及，断绝了与慧芝的往来。
当初慧芝父母的后事，还是我父母出面，组织了几个同学给简单的操办了，慧芝父母那边的亲戚，就来了一个娘舅。后来听慧芝说，她家那边的亲戚，多是在政府部门工作，有一个被冠以“流氓罪”的亲戚，对政审有非常大的影响，所以她也能理解那些亲戚的薄情。
我感觉我和慧芝，有点牛郎织女的韵味。一个是普通农家小伙，一个却是天上掉下来的仙女。
但织女好歹还有个天帝父亲管，慧芝却仓皇之间从小公主变成了孤儿。
那三年，一开始她是茫然无措地。
家里实在是供不起两个人去读书的，我一个人去上大学的话，慧芝怎么办呢？
我父母也想过各种办法，可那时候，就算是去借，也无处可借。父亲好像还去打听过慧芝那边的亲戚，最后也是杳无音讯。
有些乡邻建议说让我先去读书，让慧芝在家等我大学毕业工作了，再将她接出去。可我当时努力读书的目的，不就是想要陪在她身边吗？
有一天我和母亲吵了一架，生气地要将通知书烧掉。慧芝将我的通知书夺了过去，和她的通知书以及那些漂亮地衣服裙子一起，都锁进了她那口木箱子。
有慧芝在，有那十几亩田地，这一辈子，也不是不能活。
自此，长沙那大学校门红色的五角星还历历在目时，我己经成为了一个地道的庄稼汉。
水稻插完秧，除了灌溉，最多的工作在于给庄稼找肥料。在化肥还很少的时代，猪粪、人粪是不够供应十几亩田地的，大部分的肥料需要自己制作——堆草、烧灰、沤草肥，这也成为我几乎每天要干的活。
慧芝常常穿着我母亲那略显宽大的粗布衣服，挎着个竹编篮子跟着我下地里干活，跟个小媳妇似的。她那葱白的小手第一次扯猪草，被猪草的汁液染成绿色，怎么洗都洗不掉，我以为她会委屈地哭出来，没想到她反而笑了——这是她父母出事之后，我第一次看到她笑。
她说，这样的手，与我那把锄头把出满是血泡的手更般配。
那时候，校园朦胧诗开始流行，各地创办的杂志在镇上的邮局可以订阅了。慧芝在学校的时候就喜欢这些东西，我从父亲那“申请”了一点经费，给慧芝订阅了《诗刊》和《乡土文学》。有时候镇上也会有“卖书郎”从县城过来赶集，挑着一摊子旧书和过期刊物，一两毛钱一本，慧芝会拉着我去买上一堆，什么《星星》、《三月》、《绿风》等等，最让她欣喜的是在卖书郎那淘到一本台湾出版的席慕容诗集《七里香》。
有一次队上公用的耕牛借用到我们家，慧芝牵着牛跟我一起下地里，她像个老练的诗朗诵者翻开《七里香》朗读给我听：
童年的梦幻褪色了
不再是
只愿做一只
长了翅膀的小精灵
有月亮的晚上
倚在窗前的
是渐呈修长的双手
将火热的颊贴在石栏上
在古长春藤的荫里
有萤火在游
不再写流水帐似的日记了
换成了密密的
模糊的字迹
在一页页深蓝浅蓝的泪痕里
有着谁都不知道的语句。
读着读着就哭了。在我还笨拙地找不到说什么安慰她时，她就冲我笑了起来，只打趣说这诗写得真好，她都被感动得哭了。慧芝的坚强和乐观，再次从她那稍微有点晒黑的漂亮脸蛋上浮现出来，是那么让人心疼。
1986年10月21号，慧芝21岁生日那天，己近深秋的小镇天气转凉，她父母出事后己经过了三年零一百天，田地里的晚稻一片片金黄金黄。
我捧着头一天偷偷去野外采的野花束成的手捧花，有红黄相间的天人菊、有天蓝色的六倍利、有粉红的雏菊和深蓝色的矢车菊，在慧芝住的堂屋西侧的房间门前等候。
没有迎亲送亲的队伍，没有打伞媒人，没有喧天的锣鼓和鞭炮，更没有现在所谓的伴郎伴娘。但五个垛子的砖房除了堂屋神龛前留出了空位，摆满了十八桌。她不愿意写信通知她那边的亲戚，我这边的亲戚乡邻倒是来了不少，大家都和我一样等着看传言中掉落人间的仙女，今天会美成啥样。
她被隔壁王妈牵着出来时，我只觉得呼吸都短促几分。
她就站在那，笑吟吟的看着我，仿佛一道霞光映射在金丝娟绣的锦缎上，熠熠生辉。赤金色的吊珠牡丹钗在被盘起的乌鬓间，珠链随她的呼吸轻轻摆动着，曳出细碎流光；正红绣花的缎面上衣和裤子，前襟绣着一对展翅的凤凰，宽袖如展开的折扇，袖口金线浪纹时隐时现；脚上穿着我母亲给她纳的千层底红色绒面单布鞋——这估计是我母亲能在当时找到了最好的新娘套装了。
我把手上的鲜花递给她，牵着她走到堂屋正中间的神龛前，她的手还是那么柔若无骨且冰凉。拜天地高堂时，她望着摆在那的双亲遗照，眼睛了但还是带着笑，似乎在心里默默告诉她父母无需为她担心了。
宾客散去的晚上，我和她躺在铺着大红棉被的床上，我们一首紧握的手都浸出汗来，这场景我也曾幻想过很多次，真到了这时候，却只剩下手足无措的慌乱。
我们从拥抱中分开时，她从枕头下掏出一本日记本交给我。我打开看到扉页上她用隽秀的钢笔字写着：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，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——舒婷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