瓦窑坡的小雪蜷在五里外的山坳里，像块被岁月啃剩的硬馍馍。每天鸡叫头遍，我就着露水往嘴里塞冷硬的玉米面窝头，碎渣顺着指缝往下掉，沾在被晨露洇湿的裤腿上——那是伯父用生产队的化肥袋子给我改的裤子，补丁摞着补丁，针脚密得像瓦窑坡人看我时的眼神。书包里的课本用伯父卷烟的旧报纸裹着，翻动时簌簌掉烟叶，王老师说这是“知识的碎金”，可我闻着，比灶膛里的麦麸香还奢侈。
教室的光景比山路更让我难堪。两间黄泥夯的屋子挤着五个年级，漏风的窗棂把读书声撕成碎片，混着粉笔灰在阳光里飘。王老师的中山装领口磨出白边，给我们讲“三加二等于五”时，高年级的周海芬总用镶铜扣的军绿色书包砸我后背——她爹是村会计，书包带子上还缠着香蕉水味的指甲油，那是我第一次知道，原来颜色也能有刺人的味道。那天她把课本里的硬纸皮壳钟表模型别在我袖口，图钉扎穿粗布衫，针尖在皮肤上硌出红印：“给你戴手表呀。”可当硬纸板做的时针“当啷”掉在地上，她的笑声比图钉还尖，我的后颈就挨了重重一脚。
这样的捉弄在那天傍晚酿成了更大的祸事。暮色像老槐树渗出的树胶，黏糊糊地裹住山道。周海芬和她堂哥的影子被夕阳拉得老长，槐树的枝桠在暮色里织成密网，将我困在中间。他掐住我脖子的手覆上来时，我闻到袖口残留的粉笔味里混着槐花的苦腥——那是白日里王老师擦黑板时，粉笔灰落进盛开的槐花丛的味道，此刻却成了危险的信号。
膝盖磕在碎石上的瞬间，山风正卷着槐花香灌进鼻腔，却冲不散喉间的铁锈味。他指甲缝里的铅笔灰蹭进衣领，像撒了把细小的沙，磨得后颈火辣辣地疼。布料撕裂声混着归鸟的惊啼响起，我低头看见裤腿裂开的口子，露出的皮肤正渗出血珠，像朵开败的野菊。三妈的粪桶“咣当”砸在地上时，惊飞了槐树枝头最后一只麻雀，溅起的粪水渗进伤口，比滚烫的灶糖还要灼人——可我怀里还揣着张黄草纸，边角被攥得发皱，那上面画着偷瞄七遍才描成的钟表，分针歪歪扭扭指着“12”，在暮色里像株被踩进泥里的狗尾草，茎秆却还倔强地挺着。
夜幕降临，山风卷着槐花香灌进领口时，我才敢摸出那张被体温焐热的黄草纸。伯父的烟袋锅在炕沿敲出闷响：“周会计说你弄坏公家教具。”我盯着窗纸上的月光，把“是他们故意的”西个字嚼成血沫。第二天清晨，书包里的窝头还带着灶膛余温，我摸着布鞋上的新补丁出门——那是三妈用旧围裙给我补的，针脚密得能拦住山风。露水打湿裤脚时，我忽然想起王老师讲过的蒲公英：被风吹得东倒西歪，却总能在石缝里扎根。
日子在窝头的冷硬和伤口的结痂间流转，我在课桌缝隙里捡到的针剂盒，成了新的珍宝。边角磨得发白的小盒子里，躺着我捡了半个月的铅笔头。周海芬总把断铅踢到我脚边，铅芯嵌进夯土地缝里，我就蹲在地上抠，指甲劈了也不停——因为这些短得握不住的铅笔头，能在祭祖用的黄草纸上画出歪斜的字，哪怕每写一笔都要用舌尖舔湿笔尖，墨痕在粗糙的纸面上洇成蚯蚓，也是我能抓住的、离黑板最近的温度。
霜降前的北风撕开了十月的口子，却把希望吹进了砖缝里。那天北风掀开教室的破棉帘，窗台上砖缝里的蒲公英突然炸开。绒毛飘在周海芬的红头绳上，也落在我豁口的陶碗里。王老师的手指划过空中的白絮：“知识就像这些种子，落在再贫瘠的土里，也能发芽。”我摸着课本里偷偷画的根系，红蓝铅笔的痕迹混着补丁的线头，忽然觉得那些掐住我脖子的手、砸在后背的书包，都成了催着我往下扎根的风。
山路上的脚印浅了又深，当季的玉米熟了又收。我依然在鸡叫头遍时摸黑起床，把冷硬的窝头塞进书包——布鞋底磨穿的地方垫着黄草纸，走一步“沙沙”响一声，像在数着黑板上没学完的字。周海芬的新皮鞋还会在我膝盖上留下印子，可窗台上的蒲公英每年都会开花，绒毛乘着山风飞过瓦窑坡的梯田，飞向有光的地方——就像我藏在草纸里的钟表图，分针永远指着“上课”的方向，哪怕歪斜，却始终坚定地朝着黑板转动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