槐花落尽
第六章 冬生的抉择
冬生决定离开这个令他伤心的村庄。火车开动时，春桃的身影己经缩成小点，在槐花村的村口摇晃，像棵被风吹得东倒西歪的野草。冬生隔着车窗望去，只见槐花村的老槐树光秃秃的，树枝像根根枯骨，插在坟头般的土地上。秋菊最爱的发卡放在脚边，用母亲的红布衫包着，布角露出半朵刺梅，那是母亲生前最爱的图案，如今却成了裹着无法挽回的、思念妹妹和母亲的裹心布
他摸了摸口袋里的银簪，簪头的缺口硌着掌心，像道永远不会结痂的伤。十年前，母亲用这根簪子别起乌黑的头发，在槐树下对父亲说：“以后咱的日子，会像槐花一样白亮。”如今，白发早生，簪子残缺，白亮的日子却碎成了渣，被流言的风吹得西处飘散。
“旅客们请注意，前方到站——北京。”
广播声里，他想起母亲最后一次赶早车的清晨。她的背篓里装着三十顶虎头帽，每顶帽子都绣着希望的刺梅；铁皮盒里躺着几张皱巴巴的钞票，那是她用熬夜的心血换来的。可希望死了，死在父亲的三木杆下，死在村人们的舌根下，死在这个容不下女性觉醒的时代里。他想起了妹妹的最后一句话：“哥，我不想换亲。”他的心脏就像被生生剜去一块，每一次呼吸都带着玻璃般的刺痛，眼前的世界骤然空成一片永远填不满的黑洞······”
北京的火车站人声鼎沸，穿西装打领带的男人擦肩而过，皮鞋踩在地面上发出“咔咔”的响，像极了村里女人嚼舌根的声音。冬生挤在人群里，看见橱窗里的电视正在播新闻：“个体经济如雨后春笋......”他摸了摸那个红布包，忽然想哭——如果母亲能活到现在，她的缝纫铺或许己经开起来了，秋菊或许能穿着花裙子在缝纫机前跳舞，而不是因为流言和换亲，让母亲在爹手下丧命，妹妹喝下半瓶敌敌畏······
“哥，那是啥？”旁边坐着的女孩指着天安门方向。
冬生抬头望去，只见五星红旗在阳光下飘扬，人民英雄纪念碑巍峨耸立，仿佛在诉说着一个国家的尊严。他忽然想起他爹大顺藏在草纸里的广播宣传单，想起春桃在扫盲班学的第一句话：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”。可有些人，却永远站不起来了——他们被流言按在地上，被传统踩进泥里，连挣扎的力气都没有。
他找了间地下室住下，潮湿的墙壁上爬着青苔，像极了老家井台的模样。在街口摆起修鞋摊，秋菊最喜爱的发卡放在床头，旁边是母亲的缝纫机，针头还挂着半根没打完的线，仿佛妹妹还在，母亲还在，母亲会随时会坐下来，继续缝补这个破碎的世界。每个深夜，他都会梦见槐花村的老槐树，梦见母亲在缝纫机前抬头，对他说：“冬生，好好活。”那声音里，有遗憾，有不甘，更有希望。
春桃的信在三个月后寄到。信上说孩子生了，是个女孩，起名叫“念秋”，带着对妹妹的思念，也带着对这个世界的控诉。堂叔被判了十年，可十年又怎样？毁掉的人生，永远无法重来。村里开始办乡镇企业，三嫂家的虎娃也做起了童装生意，信的最后，春桃写：“槐花开了，可再也没人骂我‘破鞋’了。” 字迹下方，附着半张皱巴巴的报纸——县法院刚宣判了首例名誉侵权案，败诉的村妇在庭审笔录上按红手印时，电视里正播着“全国普及法律常识五年规划”的新闻。乡镇企业的产值报表贴在村委门口，虎娃的童装厂己雇佣三十名女工，流水线第一排的缝纫机，正是春桃当年没做完的那台。
那个清晨，他路过天安门广场，看见朝阳正在升起。阳光洒在纪念碑上，洒在匆匆赶路的行人脸上，洒在他沾满鞋油的围裙上。他忽然想起母亲说过的话：“槐花落在血上，白的红的，像撒了把碎心。”曾经，他以为碎心永远无法愈合，可现在他明白，碎心也会发芽——只要活着，就能把碎掉的日子，一针一线地缝起来，织成新的希望。
他在修鞋摊前摆起了缝纫机，开始接童装订单。针头起落间，他绣出虎头、刺梅、还有秋菊喜欢的粉花，每一针都带着对母亲的怀念，对妹妹的愧疚，对这个世界的控诉。每当有人问起手艺来源，他就说：“我娘是个很能干的女人。”简单一句，却包含了千言万语，包含了一个女性在流言中挣扎的一生。
夜深人静时，他会取出银簪，对着台灯细细擦拭。缺口处渐渐磨得光滑，像朵终于绽放的花，那是时间的力量，也是生命的韧性。他知道，有些东西碎了就是碎了，比如母亲的生命，妹妹的青春，父亲的尊严；但活着的人，总得带着这些破碎，继续往前走，因为只有活着，才能看见流言的终结，才能等到槐花真正白亮的那一天。
窗外的槐树叶沙沙作响，北京的槐树没有老家的高大，却一样在春天开花。冬生望向远方，想象着槐花村的春天，老槐树又该开花了吧。那些碎白的花瓣，曾沾满鲜血与流言，如今或许还在飘落，但他知道，总有一天，会有新的种子落在新的土地上，长成遮风挡雨的树，开出没有流言的花。
他摸了摸胸前的银簪，转身走进地下室。修鞋摊的灯亮起来，缝纫机的“嗒嗒”声响起。此时的槐花村，乡镇企业的班车正碾过新修的柏油路，车载的广播里传来《妇女权益保障法》颁布的消息。老槐树下的普法宣传栏前，春桃抱着念秋驻足——宣传栏上的案例照片里，曾经碎掉的腌菜坛子，己变成“家庭暴力告诫书”的配图。
愿所有的流言，都随槐花飘落；愿所有的生命，都能在阳光下，自由地绽放。当冬生在首都街头绣着刺梅童装时，千里之外的乡镇法庭里，国徽正为每个“麦苗”们亮起——法律的根系，正在穿透流言的冻土，而那些被碾碎的尊严，终将在法治的春风里，重新长成遮天蔽日的绿荫。
多年后，冬生在首都修鞋摊前摆起的缝纫机，己经为他创造了新的财富。缝纫机针头起落间，他绣出秋菊喜欢的粉花，每一针都穿过布料，像在缝补记忆里的裂痕。每当有人问起手艺来源，他总说：“我娘是个很能干的女人。”话音未落，北京的槐树正开花，碎白的花瓣落在缝纫机上，像极了老家坟头的野菊，在流言的废墟上，倔强地开成希望的模样。
槐花村的老槐树下，新立的普法宣传栏里，秋菊的故事被写成案例：“封建换亲陋习导致的悲剧”。照片里，她的蓝布衫挂在衣架上，袖口的焦痕清晰可见，像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疤。宣传栏前，春桃抱着念秋驻足，女孩指着照片问：“娘，那是谁？”春桃摸着她的头发，轻声说：“那是秋菊姨，她去了很远的地方，那里没有眼泪。”
此时的乡镇法庭里，国徽在阳光下闪耀。法官敲响法槌的声音，穿过流言的冻土，惊醒了坟头的野菊。那些被碾碎的尊严，终将在法治的春风里，重新长成遮天蔽日的绿荫，而秋菊的名字，会像她最爱的野菊花一样，在每个春天的清晨，轻轻叩打这个世界的窗。
